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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内斗升级 丹邦科技前监事“怒怼”控股股东
每经记者 方京玉
近日，丹邦科技（002618，SZ）公告披露了一则控股股东减持计划。丹邦科技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邦投资）拟在未来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共减持不超过公司6%的股本。
上述减持计划公告时，丹邦投资共持有丹邦科技22.15%的股本。根据丹邦投资减持计划，未来6个月内拟共减持不超过上市公司3287.52万股，以近日丹邦科技平均股价计算，上述股本对应市值约为2.6亿元。在公告中，丹邦投资给出的减持原因中提到，“部分减持资金拟提供无息借款给丹邦科技”。
“我们认为他（指刘萍，即丹邦投资全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丹邦科技实控人）的这个减持是别有用心的，是不负责任的。他不可能把钱拿去给上市公司使用，他不是这样的人。”近日丹邦科技前监事邹盛和，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来。同时，邹盛和已实名向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监局进行相关举报。
员工持股平台难退出？
截至2020年上半年，深圳市丹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侬科技）共持有丹邦科技6.18%股本，为丹邦科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仅次于由刘萍全资控股的丹邦投资。
启信宝显示，目前丹侬科技大股东为刘文魁，持股比例50%，其余股东为邹盛和、王李懿，各分别持股25%。其中丹侬科技大股东刘文魁与丹邦科技实控人刘萍为叔侄关系。
早在2018年，作为丹邦科技实控人亲属的刘文魁，曾与丹侬科技股东邹盛和、王李懿之间就丹侬科技减持丹邦科技股票的行为产生过嫌隙。2018年5月，丹邦科技公告一则刘文魁发函，提到丹侬科技于2018年5月21日减持公司0.4015%股本，但作为丹侬科技大股东的刘文魁对丹侬科技的减持行为表示反对，刘文魁当时表示其正当权益受到侵害并保留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
《每日经济新闻》此前报道，丹侬科技股东邹盛和、王李懿和刘萍为早年相识的同事和朋友，并多次出借资金给刘萍。刘萍当时曾向王李懿与邹盛和承诺，在其今后创业设立公司后，按注册资本面值分别给予王李懿与邹盛和不超过5%的股权。2008年，丹邦有限开始筹划改制上市，刘萍兑现了上述承诺，由丹邦投资将其持有丹邦有限（丹邦科技前身）18%的股权以18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文魁、王李懿、邹盛和投资设立的丹侬科技。
曾任职丹邦科技监事职位的邹盛和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其早年与刘萍是合作伙伴关系，并于2010年前在丹邦科技负责财务工作，而丹侬科技相当于早期的员工持股平台，因丹邦科技是中外合资企业，国内股东不能以个人名义持股。“公司上市后股票有三年的锁定期，但是锁定期过后刘萍想办法把在公司上市之前有口头利益承诺的高管都清走了，丹侬的另一位股东王李懿也是被他逼走的，（我）自己也被边缘化，他们使用见不得光的手段想侵吞丹侬股份。”邹盛和称。
但刘萍和刘文魁一方则是另外一种说法。
2018年9月，丹邦科技再次发布公告，称丹侬科技大股东刘文魁已经被排除在丹侬科技的经营决策之外，无法参与丹侬科技正常经营决策，而此前丹侬科技的减持行为也是邹盛和与王李懿通过伪造与虚假手续进行的减持。
一边是已经被排除在公司决策层之外的创业元老，想要在公司IPO后通过减持手段离场；另一方面，代表着上市公司实控人利益的刘文魁则极力阻止丹侬科技减持退出。如今双方的恩怨越来越深。
实控人被指侵吞公司资产
“我们认为他（刘萍）的这个减持是别有用心的，是不负责任的。通过丹邦科技中期财报看到，公司应收账款高达3.5亿之多，同时银行借款近6亿，其中短期借款4个多亿。其经营风险很大，此时大股东大额减持公司股票，是别有用心。据近二十年的共事，对他为人的了解，他不可能把钱拿去给上市公司使用，他不是这样的人。”邹盛和告诉记者。
近日，丹侬科技向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监局对刘萍与刘文魁进行举报，直指刘萍涉嫌欺诈发行、侵占上市公司（财产）等，并指出刘文魁与刘萍均存在隐瞒重大信息行为。
根据邹盛和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出具的举报信内容，丹侬科技剩余股东认为刘萍、刘文魁存在故意隐瞒重大信息行为。
“刘萍的配偶谭芸于2015年3月23日以丹侬科技为被告提起股东资格纠纷之诉【（2015）深南法民二初字第377号、（2016）粤03民终21344号】。该案审理结果可能导致丹邦科技股权结构变动，对丹邦科技股价产生重大影响，属于重大诉讼，丹侬科技曾发函督促丹邦科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但丹邦科技未按照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披露上述两份判决书。”举报信指出。
同时举报信称：谭芸、刘文魁及丹邦投资在上述纠纷中出示了相关材料，内容显示刘文魁所持有的丹侬科技50%股权系替谭芸代持，而谭芸通过刘文魁的代持间接持有丹邦科技股份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上市公司相关监管要求，涉嫌欺诈发行。
此外，信中还称刘萍存在侵占上市公司财产行为。举报信中指出，2007年3月、2009年3月，刘萍假借深圳市丹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丹邦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深圳市两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签署《宿舍租赁合同》，对外出租归丹邦科技所有的房屋，并将租金据为己有，共侵占约1100万元租金收益。
举报信末尾，举报人要求监管部门查明刘萍、谭芸及刘文魁的相关违规行为，并对丹邦投资今年9月22日披露的减持计划采取限制交易监管措施。
减持公平性成博弈重点
启信宝披露的股权变更记录显示，2008年9月之前丹侬科技的持股比例为：谭芸占70%，刘文魁、邹盛和、王李懿分别各占10%。而目前谭芸已经退出股东行列，刘文魁持股比例升至50%。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斌告诉记者，股份公司减持股份属于处置公司资产的行为，处置工作需不需要股东会的表决通过，还是在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内，这个取决于减持股份本身的价值以及公司章程里关于权限的划分，“如果需要股东会去审议的话，也要看公司章程里面有没有特别规定，没有特别规定的话，代表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就可以了”。
“2018年时我和另外一名股东（王李懿）想要拿资金推动丹侬科技的一些业务，就想减持一些上市公司的股份。但是刘萍和刘文魁极力阻止，在公开信息里说要投诉我们。其实之前我们通过正常程序已经给他们发过很多的申请，当时证监局也是知道的。半年之前我们也给上市公司发了要减持的消息。此事最终证监部门作出了公正的处理”邹盛和表示。
在控股股东与创业员工争相减持公司股份背景下，减持规则的公平性成为两方博弈的重点。在丹侬科技股东减持计划迟迟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控股股东此时抛出大额减持计划，在对方看来也许是实控人强行让天平向自己倾斜。
就举报信相关内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也采访了刘文魁方面，但其代理律师称目前还没看到举报信内容。截至发稿时，丹邦科技实控人刘萍电话未接听。而丹邦科技证券部相关工作人员则称目前还没接到深交所关于实控人被举报的通知。
一号研究员
核心提示：
1． 广州浪奇（维权）的财务模型表明，该公司更像是一个简单的来料加工“代工厂”，其核心产品的毛利润率低至只有2%左右，其营销投入占营收的比重也只有2%左右，其终端产品并未体现出一个日化企业应有的品牌溢价，其每年百亿级的营收流水只能艰难地产生区区3000万元至4000万元的归母净利润，而且这些净利润还是通过各种手段“挤”出来的；
2． 广州浪奇长期靠扩大赊销来维持其账面营收和利润的稳定，其应收款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银行借款也在不断飙升，该公司过去几年一直在靠不断地银行举债和定增募资进行客户垫资以维持账面利润的增长，但其最近七年来却从未实现过正向经营现金流，其最近七个报告期内经营现金流净额累计巨额流出超过26亿元，这与其同期内利润表连续七年盈利形成巨大反差；
3． 广州浪奇的存货来源和真实性高度可疑，2018年，该公司在销售扩张愈发艰难、且营收或将陷入负增长之际，却十分反常地疯狂扩张存货规模备货，其当年的存货数字从期初的3.50亿元猛增至期末的13.59亿元，在毛利润率极低、同时产品销售增长压力日增的情况下，该公司不仅不严控库存降低风险，反而还大举备货扩张，如此动机及合理性实在令人费解；
4． 广州浪奇5.7亿存货失踪有可能是财务造假的曝光信号，如果该公司确实存在造假行为，那么其虚增出来的收入最可能的两个去处分别是存货和应收款——在存货问题曝光之后，广州浪奇的应收款风险同样也值得关注：该公司目前应收款高达36.94亿元，是其同期账面存货数字的两倍有余；且相对存货而言，应收款造假更为隐蔽、更难被外界发现。
盈利能力分析：
超低毛利轻营销，是代工厂or品牌企业？
如果不是5亿多存货突然离奇“失踪”，广州浪奇似乎不大可能在资本市场上引起如此高度重视，作为如今万众瞩目的焦点，广州浪奇到底是家怎样的企业呢？
广州浪奇以生产、销售洗衣粉闻名，其以洗衣粉为核心的日化业务也是该公司的绝对主营业务，今年上半年，广州浪奇的总营收为38.88亿元，其中工业产品（主要为洗衣粉）收入为29.72亿元，占比高达76.43%；此外，广州浪奇另有少部分的食品辅料糖及其他零食、饮料业务，这些业务贡献了公司剩余的营收，但由于相对占比不高，这部分业务不属本文主要研究范围。
根据透镜公司研究的经验，作为一家日化企业，品牌的溢价对公司最终的盈利能力举足轻重：如果说专利技术储备和研发投入是衡量一家科技企业核心竞争力首要因素的话，那么品牌影响力和品牌溢价能力则是衡量一家日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首要因素，但问题是，从财务模型尤其是利润表关键数据来看，广州浪奇看起来更像是一家来料加工的产品代工厂，根本不像是一家品牌企业——品牌型企业通常拥有不错的主营业务毛利润率，且持续重投入较高的营销费用以维持其产品的品牌形象和品牌溢价能力；来料加工型企业通常毛利润率极低，且很少投入或几乎不投入预算用于品牌推广和产品营销。
先看看广州浪奇的核心产品毛利润率：2017年-2020年上半年，该公司的工业产品（主要为洗衣粉）毛利润率分别为1.73%、2.15%、2.56%和1.87%——如此低的核心产品溢价能力，很难让人相信广州浪奇的洗衣粉产品有多高的品牌溢价；
再看看广州浪奇的营销投入：2017年-2020年上半年，该公司的销售费用分别只有1.30亿元、2.10亿元、2.26亿元和0.98亿元，其销售费用占其当期营收的比重（销售费用率）分别只有1.10%、1.59%、1.82%和2.52%——因为广州浪奇的核心产品毛利润率奇低，公司确实无力投入过多资金用于品牌及产品营销，其销售费用率极低并不意外。
公司名称
广州浪奇
蓝月亮
上海家化
营业收入
123.9亿元
70.5亿元
75.9亿元
毛利润率
2.56%
64.16%
61.88%
销售费用率
1.82%
32.95%
42.17%
（数据来源：各公司2019年年报及招股说明书）
由于目前资本市场没有一家企业的主营业务能够与广州浪奇进行精准对标，透镜公司研究选取了蓝月亮和上海家化的相关数据以供投资者参考——前者以洗衣液业务为主，跟广州浪奇的主营业务有较强的主营产品对标性；后者是A股家化行业龙头，跟广州浪奇具有较强的行业对标性：
刚刚在香港提交了招股说明书的蓝月亮2017年-2019年的营收分别为56.32亿元、67.68亿元和70.50亿元，其同期的主营产品综合毛利润率分别为53.18%、57.42%和64.16%，其同期的销售费用率分别为36.74%、37.65%和32.95%；
上海家化2017-2019年的营收分别为64.88亿元、71.38亿元和75.97亿元，其同期的主营产品综合毛利润率分别为64.93%、62.79%和61.88%，其同期的销售费用率分别为42.82%、40.64%和42.17%。
盈利质量分析：
经营现金流长年赤字，真盈利or假盈利？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对照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广州浪奇在2019年之前已经连续17年实现利润表盈利，但其整体盈利质量却似乎并不高，其17年间的经营现金流有11年呈现出“赤字”状态，尤其是最近6年及2020年上半年其经营现金流净额更是呈现出连续净流出的状态，其最近七个报告期内（2014年-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累计经营现金流“赤字”超过26亿元。
同花顺iFinD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9年间，广州浪奇的总营业收入从54.09亿元一路增长至最高的132.49亿元，其同期内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一直在3184万元至6936万元间波动，6年间其累计实现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只有2.86亿元，与其最近几年年均百亿级的营收规模相比，其盈利能力显著不足。
不过，在利润表显示连续6年持续盈利的同时，广州浪奇的现金流量表却呈现出与利润表截然不同的景象：该公司最近6年的经营现金流每年都持续大额净流出，其每年净流出的规模在4107万元至6.95亿元不等；同花顺iFinD统计数据显示，最近6年间广州浪奇的经营现金流累计“赤字”高达19.69亿元，2020年上半年，该公司的经营现金流净额继续净流出6.61亿元——这与广州浪奇利润表6年累计净利润2.86亿元反差巨大，其最近6年间的实际经营现金流赤字近7倍于同期归母净利润。
从上述分析结果不难看出：2014年-2019年6年间，广州浪奇一直处于“只挣数据倒贴钱”的状态，而该公司之所以能在过去6年的时间里保持利润表的持续盈利，主要得益于其银行贷款的持续快速扩张和2011年、2016年两次增发再融资——这两次增发合计帮助广州浪奇取得了11.34亿元的募集资金净额；同时，广州浪奇的短期借款也从2017年底的6.61亿元猛增至2019年底的23.30亿元——正是通过不断地银行举债和增发再融资，广州浪奇才得以在过去6年经营现金流净额持续大幅净流出的情况下，仍然有较为充足的账面资金能够暂时堵住其资金链的漏洞，并维持微薄的账面利润。
不过，在透镜公司研究看来，如果广州浪奇不能有效解决其利润表与经营现金流数字之间的“剪刀差“，摆脱“只挣数据倒贴钱“的状态，一旦其账面现金耗光、融资受限、资金链出现问题，该公司的账面盈利很快也将会难以为继，公司会因此迅速转入大额亏损通道——事实证明，广州浪奇的资金链如今已经出现了断裂的迹象，其目前至少12个银行账户遭到冻结；同时，今年上半年，广州浪奇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亏损达也到了1.15亿元。
存货真实性分析：
销售遇阻却逆市猛扩存货，逻辑何在？
在做完盈利能力和盈利质量分析之后，接下来我们回到这次将广州浪奇推上风口浪尖的存货问题研究上来：该公司声称“失踪”的5.7亿元存货真的实际存在过吗？
对于这个问题，透镜公司研究始终持怀疑的态度，且前期接受媒体采访时，我们也表达过同样的疑虑；从目前众多媒体曝光出来的信息（北京商报、证券日报等媒体都有过独家调查报道，感兴趣的投资者可自行查阅，在此不再累述）综合分析，广州浪奇的这次“存货失踪”事件最终很可能的指向结果是：财务造假——也许这些“失踪的存货”根本就没有实际存在过，或者说这笔“失踪的存货”根本就不值5.7亿元。
透镜公司研究对广州浪奇“失踪”的5.7亿元“存货”持怀疑态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笔存货当初在广州浪奇资产负债表上的出现本身就高度可疑，因为它明显违反了正常的商业逻辑。
从广州浪奇的历史存货数据变动轨迹不难看出：2017年及以前，广州浪奇的存货数据一直十分稳定地以5亿元为中枢上下波动，但到了2018年底，其存货数据突然出现爆发式增长：2018年底，广州浪奇的存货余额突然猛增至13.59亿元，较当年的期初值3.50亿元大幅增长了288.29%；此后，该公司的存货水平一直维持在高位并持续增长，截至今年6月30日，即本次“存货失踪”之前，广州浪奇的账面存货余额仍然达到了15.71亿元，本次“失踪”的5.7亿元存货，占其账面存货价值的三分之一以上。
为什么广州浪奇2018年的存货余额突然暴增？是因为当年其销售量骤增，市场前景一片大好，公司需要急剧扩张存货规模，以备货扩张吗？
从历史财务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显然不是！
相反，2018年是广州浪奇当时销售增长最为艰难的一年：2010年-2017年间，广州浪奇营收增长最慢的一年，即2017年其营收增长速度也达到了19.92%，而增长最快的2011年其营收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58.79%；但到了2018年，广州浪奇的营收增长速度降至12.18%。
也就是说：在销售扩张最为艰难的2018年，在主业毛利润率极低的情况下，广州浪奇正常的做法应该是适当降低存货规模、提高存货周转速度，以此来规避资产减值风险并提升运营效率才对，但奇怪的是该公司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还冒着巨大的存货跌价风险逆市疯狂扩张存货规模，其管理层这么做的商业逻辑何在？其区区2%左右的毛利润率，能够承受得了存货跌价的风险吗？这些在2018年逆市、并且突然冒出来的存货真的存在吗？或者说它们真的值这么多钱吗？这些问题，恐怕只有广州浪奇当时的管理层才能解释清楚。
应收款安全性分析：
应收款超存货两倍，安全系数几何？
透镜公司研究在此重申：关于广州浪奇5.7亿存货失踪可能与财务造假有关，这仅仅只是基于公开资料的一种可能性推测，目前相关推测并未有官方调查证据支持，希望大家注意风险并自行判断——不过，如果上述推测真的成立的话，那么在存货问题曝光之后，广州浪奇应收款的真实性和风险同样也值得关注。
基于透镜公司研究的经验，上市公司通过财务造假虚增出来的收入和利润在资产负债表中最为可能的三个去处分别是：应收款、存货和固定资产（或在建工程）——至于原理，大家通过透镜公司研究以下虚拟的一段造假者和质疑者的场景对白便可略知一二：
质疑者：您最近几年账面一直持续盈利，可是大家既看不到您账面上有足够的钱，也不见您最近几年有过大额现金分红记录，您挣的钱去哪了？
造假者：这几年结转的利润有的被用于购买原材料加大生产备货（存货），有的被用于扩大产线再投资（固定资产或在建工程），还有一部分货款因为账期未到暂时压在客户那里没有收回来（应收款）！
……
由于广州浪奇过去几年一直在不停地以应收款换增长，存在长期、持续为客户大额垫资（加大赊销、延长账期）以换取客户订单的情况（这正是导致该公司长期以来虽然账面盈利但经营现金流却持续大额净流出的直接原因），因此其应收款规模持续居高不下：截至2020年6月30日，广州浪奇的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账面余额合计达到了36.94亿元，这一数字是其同期账面存货数据的两倍有余，几乎相当于该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全部营业收入——如果广州浪奇真的存在财务舞弊行为的话，那么其应收款的问题有可能比存货问题更严重。
从审计角度来讲，应收款造假比存货造假要更加隐秘得多：因为对存货的审计可以通过现场盘点来发现问题，而对应收款的审计，则往往只能通过函证及合同和各种单据的核对来进行——显然，后者造假的难度要比前者小得多。
透镜公司研究在此提醒广州浪奇的审计机构，按2020年6月30日数据计算，广州浪奇的应收款余额占其同期总资产的比例达到了42.74%，是其同期净资产规模的2.07倍，因此十分有必要将其应收款作为重点审计事项进行专项审计。（透镜公司研究：Lensresearch）
原标题：热评丨损人不利己的违规限高不只坑了司机
如果没有“互联网+督查”曝光，不知道司机还会被那些违规限高杆坑多久。近日，国办督查室根据群众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上反映的公路限高过密、卡点过多等通行不畅问题，派出督查组分别赶往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实地暗访。督查中发现，部分市县违规在国省干线限高设卡，县乡公路、城市道路上架设的限高设施更是随处可见、五花八门，绕行、堵车、拦挡，严重影响货车通行和道路交通安全。紧急情况下，消防、急救等特种车辆通行非常困难。
新闻中那些货车不得不用三轮车摆渡运货的场景令人无奈，此前有人这样说过，考察一个城市的投资环境时，首先看的就是城市交通要道的限高杆，因为限高杆体现了一个城市对待企业和投资的真实态度，也体现了这个城市的公共治理水平、法治水平和开放度。几个限高杆能代表那么多吗？看了这条新闻确实能真切感受到，物流是很多企业的命脉，也是城市的交通动脉，那些五花八门的违规限高杆一堵，最后一公里就堵了，这样的地方怎么让人放心投资啊？钱进得去，物流进入却受阻呀！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这些地方这么干，坑的绝不只是司机和企业，还有地方经济。一些地方让投资者望而生畏的环境，从限高杆就可以找到部分答案。随意决策、一味限高限行一刀切的做法，增加了货运企业和货车司机不合理负担，有违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的工作要求。
可以说，这种违规的限高杆纯粹是损人不利己，说是为了交通和环保，可从新闻看，很多车通过各种方式还是进去了，有的找黄牛带路，有的逆行，有的绕行，只不过增加了很多成本，对城市减排或疏堵并无作用。重要的是，这些物流是城市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岂能以减排为名随意限高。不仅损人不利己，更是害己，把自己发展的路都堵了，限了货车的高，也限制了城市发展的高度，物流动脉梗塞，经济岂会不受影响。损人不利己，损人害己，这些乱设限高杆的部门之所以乐此不疲，拿着鸡毛当令箭，对司机疾苦和企业反映毫无反应，是因为损的不是自己利益，而是别人利益、公共利益。说这些人是地方发展的肠梗阻、绊脚石，一点也不夸张。
幸亏有督查部门出手，可想而知，这之前司机和企业求告过多少部门，反映过多少次，官僚主义害人不浅。
这几个地方是重灾区，但绝不止这几个地方，应该来一次全国大督查，好好治治这种泛滥成灾的限高杆问题。呼唤督查组，更呼唤法律出手，这不是轻描淡写的违规，其实就是违法。根据我国《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规定：高速公路和国家一、二级公路的净高应为5米；三、四级公路的净高应为4.5米。一条公路应当采用同一个净高标准。
明明有法可依，很多地方却知法违法，根据行政意志随意订立地盘标准。从法治角度看，设立限高杆应有法律程序，哪些地方可设，设多高，应经由正当程序。但从媒体曝光来看，很多限高杆根本未经法律程序，拍脑袋随便定高度，这个地方这么高，那个地方又是另一个高度，让司机根本没有预期。没有法治，就没法儿治，应该依法惩罚乱设限高杆的行为，不能只是一拆了之。
提升地方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不是一句口号，应从限高杆这样看得见的细节做起。别怪投资不来，别说缺资源缺人才，先量量地方要道上的限高杆。（文丨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