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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 处于“负债悬崖”边缘的亚星客车，在节前似乎迎来了转机。
亚星客车日前发布《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公司控股股东潍柴扬州以通过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委托贷款形成的债权，认购此次亚星客车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票，认购金额不超过3.95亿元，定向增发价格为5.99元/股，低于公司目前股价（7.14元/股）约16%。
不得已之下依靠大股东债转股的方式“续命”，折射出的是昔日明星客车制造厂亚星，折戟于汹涌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后的窘境。
折戟新能源大潮 板块收入3年腰斩
亚星客车前身是扬州客车制造总厂，作为“南扬北聊”（南方的扬州客车和北方的聊城客车）的代表之一，曾连续7年蝉联客车市场产销第一，一度是国内客车制造行业的明星企业。
2008年金融危机后，亚星客车并未随行业复苏。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4年，亚星连续7年扣非净利润为亏损，其中2009年和2014年，公司扣非净亏损额均超过了1亿元，其余年份也大多在净亏2000万元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2011年潍柴集团入主后，公司的业绩依然改观不大。而同一时期，宇通客车等同行则基本保持了连年增长的态势，亚星客车被竞争对手拉开了明显差距。
2015年，国内新能源市场爆发。在国家大力补贴鼓励之下，行业利润率不断走高，客车企业纷纷把新能源产品当作企业的经营重心，以期通过补贴，快速获得高额利润。亚星客车自然也不想错过这一难得的机会。
年报显示，2015年，亚星客车实现营收20.15亿元，同比增长36.81%，其中来自新能源客车的收入10.35亿元，同比增速高达469%；2016年，公司实现营收33.96亿元，同比增长68.49%，其中新能源客车收入24亿元，增速仍达132%。很明显，新能源客车业务是公司业绩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
然而好景不长。2017年，政府出于引导行业长远健康发展、缓解财政支出压力等考虑，国内新能源补贴取消预付并开始剧烈退坡，流动资金成为各家客车主机厂的“紧箍咒”，行业竞争迅速进入白热化。
2019年，国内累计销售6米以上新能源客车7.63万辆，同比下滑16.8%；2020年上半年，5米以上客车中，新能源客车的销售比重为32.7%，比2019年同期的35.3%又下降了2.6个百分点。新能源客车市场的低迷程度远超传统客车。
新能源板块业务的衰退，使得亚星客车整体业绩即刻陷入低迷。
2019年，亚星实现营收27.08亿元，净利仅0.14亿元，其中来自新能源客车销售的收入为13.2亿元，相比三年前2016年时的24亿元接近腰斩。
尽管亚星客车在包括新能源领域的研发投入从2017年的6400万元逐年增加至2019年的8900万元，但在公交新能源客车市场的严重透支、行业补贴退坡，以及竞争对手们更大规模的投入面前，仍无力挽回颓势，公司财务状况陷入困境。
销量加速下滑财务恶化 大股东债转股“续命”
2018年国内汽车行业在见顶后步入景气下降通道。2019年，国内客车销量为47.4万辆，同比下降2.2%，2020年上半年客车销量18.5万辆，同比下降12.4%。
亚星客车销量更是呈现出加速下跌趋势。
2019年，公司累计销售各类型客车5096辆，同比增加7%，尚能保持增长；2020年上半年，亚星销量降至1478辆，同比下降27%；到今年8月末，公司完成销售1750辆，同比降幅进一步攀升至5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6个月和前8个月，行业销量同比增速分别为-10.11%和-12.5%，亚星客车今年以来的销量表现远远落后于行业平均水平。
受销量不佳和新能源业务疲弱等因素拖累，公司财务数据近几年逐步出现恶化，账面货币资金从2016年6.57亿元的峰值下降至2020年6月末的2.13亿元，而应收款则从2015年末的16.87亿元骤增至2020年6月末的39.37亿元。
为应对行业和公司的不利局面，亚星客车从产品、市场、技术等多个角度进行改进和提升的同时，还通过集团委托贷款、供应链融资、银行贷款、融资租赁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保障公司的日常经营。
正由于此，亚星积累了大量的有息债务，特别是一年内到期的各类有息负债，在近期大幅上升，这也是促成此次大股东潍柴“债转股”决策出台的大背景。
以低于目前股价16%的水平转股后，亚星客车暂时摆脱了高负债和短期内的还款压力，但要得到基本面彻底的改观，仅仅依靠在财务层面的操作是远远不够的。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公司净亏损约4000万元，是2015年来的首次半年度亏损。而从2020年起，亚星客车将国内新能源客车三包费用计提比例从3%下调至2%，根据公司2020年新能源客车收入规模测算，预计该会计调整将给亚星客车带来1232万元的利润。
（文/新浪财经上市公司研究院 昊）
FX168财经报社（北美）讯 Corvus Gold首席执行官Jeff Pontius周五（10月9日）称，尽管金价今年触及历史高位，但黄金和金矿行业的增长才刚刚开始，金价料将升至3000美元/盎司区间。
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基本面市场，它还有很多发展空间。我认为黄金将很容易进入3000美元的区间，特别是在Corvus，我们的价格仍在1500美元或1400美元的低位，”Pontius告诉Kitco News。“黄金资源将会更加稀缺。在黄金行业，要建立目前的整体状况将会更加困难。”
Pontius指出，一直看涨的宏观经济力量没有改变。
“我们所处的这个周期有一些基本的顺风。在金融危机期间，我们投入了大约1.5万亿美元的货币供应。现在，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超过了这个数字，接近20万亿美元。”
根据公司最新的初步经济评估，Corvus Gold的North Bullfrog项目预计在头7年每年生产14.7万盎司黄金和40万盎司白银。
导语：当诺贝尔委员会找不到出色且可靠的候选人授奖，或是不愿因评奖问题而引起政治风波的时候，保险起见就选择了联合国。
来源：底线思维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10月9日宣布，将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作为应对全球粮食安全危机的首要响应者和人道救援机构，计划署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它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以及成员国的关系是怎样的？其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今年以来，全球粮食安全呈现怎样的演变态势？带着这些问题，我于粮食计划署获奖当天采访了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的相关负责人马丁?胡波（Martin Hoppe）先生。
王丁楠：胡波先生你好。作为德国政府负责国际粮食和食品合作的官员，得知世界粮食计划署获奖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马丁?胡波：这个结果大概出乎所有人预料。不过换个角度想，把和平奖颁给联合国机构，永远是最安全的选择。当诺贝尔委员会找不到出色且可靠的候选人授奖，或是不愿因评奖问题而引起政治风波的时候，保险起见就选择了联合国。这或许就是今年的情况。
当然，粮食安全问题也确实应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2019年，全球范围内遭受饥饿的人口增加了1.3亿，增幅近20%，这是很惊人的恶化。今年受新冠疫情、极端天气和沙漠蝗灾影响，粮食的供给、获取和利用各环节不确定性增加，一旦演变成全球性粮食恐慌和危机，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后果都不堪设想。
王丁楠：世界粮食计划署是联合国处理粮农问题的专职机构之一，它的定位和使命是什么？与联合国其他相关机构的区别在哪？请你从业内人士的角度为我们梳理一下。
马丁?胡波：联合国有三个专门处理粮农问题的机构，总部都位于罗马，分别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这次获奖的粮食计划署，其定位是人道救援机构。它的职责主要有二：一是提供紧急粮食援助——注意是实打实的粮食，而不是资金或其他；二是常态化地向有需求的国家和地区给予农业技术支持。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与粮食计划署的职责有相似之处，但它的定位是基金会，提供的是有助于粮食增产和农业发展的资金援助，比如用于农村基建、教育、科研方面的贷款。
联合国粮农组织是政策调研机构，负责监测、分析全球粮食和农业发展态势，向联合国和成员国提出政策和技术性建议，推动国际合作。
王丁楠：在你看来，三个机构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马丁?胡波：理论上讲，它们是合作关系：粮农组织从事分析研判，提出政策建议；计划署和基金会从不同方面负责政策落实。但从实践来看，三机构间其实有很多竞争，例如，它们不愿与同行分享核心数据和资源，都试图在粮农问题及其细分领域中扮演权威角色。
再比如，农业发展基金会的本职虽说是提供资金援助，但这笔钱肯定也不是白给。该投入哪些项目、如何监管、怎么评估，基金会是要提具体标准和要求的。这就涉及政策和技术领域的问题了，造成与粮食计划署和粮农组织的职能重叠。
王丁楠：联合国是政府间国际组织，三个机构要发挥效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成员国的支持？
马丁?胡波：国际组织和成员国的利益侧重点显然不同。联合国旗下的各专职机构致力于打造自身权威、公正、高效的全球治理者形象，机构负责人要在任期内展现政绩和领导力。但在成员国看来，联合国机构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平台。
通俗地说，各国决策者要让国内纳税人和捐款者看到，政府用他们的钱在联合国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而不是联合国本身成就如何。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但现实中利益错位的情况还是比比皆是。
我举一个中国人可能会感兴趣的例子。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目前由中国人屈冬玉担任。他上任后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提倡由粮农组织牵头统筹，把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配对，搞一对一帮扶。
我理解总干事的良好初衷，也知道中国凭借这种方法在国内脱贫战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与处理一国内政不同，联合国毕竟不是国际社会的大家长。
具体到粮农领域，发达成员国在决定对哪些发展中国家的什么具体问题进行怎样的帮扶时，背后有很多政治考量。往小了说，它们要保留对资金使用的支配权，自主决定钱该怎么花。往大了说，这可能关系到一些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地缘政治博弈。总之，援助国不愿轻易把权力让渡给国际组织，因为二者的利益着眼点是不同的。
王丁楠：你如何看待当前的粮食安全形势和饥荒问题？
马丁?胡波：目前全世界人口78亿，8.2亿在挨饿。还有20亿人处于隐性饥饿状态——他们有食物可吃，但一日三餐谈不上任何营养。
全球超重和肥胖情况也很严重，大概有20亿人存在这样的问题，发生率逐年上升。不良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是原因之一，但也要注意，相当一部分人肥胖是因为没钱购买有营养的食物。从这点来看，肥胖和隐性饥饿群体是有重合的。
造成饥饿的原因各地不同。在非洲和中东，广泛的冲突和不稳定导致粮食不安全。
比如今年发源于东非的沙漠蝗灾，气候变化使常年干旱地区迎来大量降雨，有利于蝗虫繁衍，这固然是初始因素。但如果联合国能通过粮食计划署提供有效的早期干预，其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蝗灾对非洲乃至中东、南亚粮食生产的破坏。问题是，在灾害发源地战乱频仍的环境下，当地政府无心也无力去处理蝗灾问题。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可以提供紧急援助，却无法在交战区落实行动。而一旦错过了沙漠蝗生长初期的防控窗口，就很难遏制灾害向周边蔓延了。
至于亚洲，冲突和动荡同样是导致饥荒的重要原因，这在南亚和东南亚都有体现。与此同时，亚洲人口基数和密度大，对粮食稳定充足供给的要求更高。
过去许多年间，国际社会对亚洲在消除饥饿方面取得的进展感到乐观，但我必须说，这些好看的数字背后主要靠的是中国一国的改善。随着中国逐步实现减贫和人居发展目标，其他亚洲人口大国，比如印度和印尼的粮食安全问题会越发凸显出来，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王丁楠：新冠疫情对全球粮食安全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后续还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马丁?胡波：新冠疫情已经并且有可能使更多的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比如在印度，我们看到疫情期间，上千万的城市打工者被瞬间解雇，集体返乡。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工作，甚至没有固定居所，吃饭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反映的情况带有普遍性，即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将在全球范围内影响贫困人口的食物获取能力。
另一个问题，或者说隐忧，是食品价格危机。疫情爆发后，越南等国一度下达大米出口禁令，或实行加价减产。当时联合国很担心类似2008年的粮食价格飙升会在今年重演。所幸的是，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成效，新冠危机没有引发全球性粮食恐慌甚至战争。目前全球谷物供需情况稳定，相比2007-2008年，各国政府对粮食安全的应对手段更加成熟。不过，国际食品市场今明两年仍会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需密切关注，防患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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