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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雨露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19-20期
今年5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是“十四五”时期金融改革发展的着眼点。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把握国内外大势、重塑我国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是因应外部环境变化，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客观需要。
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升温，国际贸易投资格局和产业链布局受到冲击，未来我国外部发展环境将更加严峻。在关键领域独立自主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有效途径。从国内看，我国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尚不足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通过畅通“双循环”实现高质量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内涵是“独立自主、高水平开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与我国长期以来的重大战略和政策一脉相承，又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国内国际循环、经济与金融的全方位统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主动脱钩，而是顺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强调“独立自主”，同时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改革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相互促进。
以独立自主为着眼点畅通国内大循环
独立自主的国内大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主体。这要求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补短板、疏梗阻，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
一是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目前我国虽然有大量的中国制造产品，但用于生产的一些高端资本品的自主生产能力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严重依赖进口。应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着力提升制造业核心环节、关键要件的自主化水平，解决“卡脖子”问题和其他短板，提升制造业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二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优化大宗商品供需结构。目前我国60%左右的大宗商品品类需要进口，石油等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达到70%以上。部分大宗商品进口来源地较为集中，2019年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占铁矿石进口总量的62.2%；从秘鲁和智利进口的精铜矿占精铜矿进口总量的62.1%。应利用科技创新，提升资源产出和利用效率，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扩大西部地区大宗商品产能，实现大宗商品进口来源地多元化。
三是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进一步启动国内消费潜力。内需是推动大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和最大动力。我国经济正转向内需驱动，但消费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近十年来平均不足60%。中等收入群体对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待进一步释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约有4亿人为中等收入群体。据测算，若中等收入人口保持每年7.2%的增速，则十年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翻一番，这种规模增长将使未来十年GDP增长率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应继续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安全网，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旺盛需求潜力。
通过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国际循环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显维护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地位、推动产业链从中低端走向高端的迫切性。国际循环的目标是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支持和畅通国内循环，优化结构，激发活力，实现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一是提升“走出去”质量。我国是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但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较低，且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亚洲，对非洲等潜力地区投资力度有待提高。应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行业结构，拓展海外投资区域范围，加大与非洲、拉丁美洲等的投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降低对单一海外市场的依赖。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高对外投资绿色化水平，减少“一带一路”煤电项目投资和贷款。
二是优化引进外资结构。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连续28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外资流入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市和东部沿海省份。2019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五省（直辖市）利用外资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额的62.5%。与我国经济规模相比，FDI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应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为重点，继续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集聚更多技术含量高的高质量外资企业。优化对外开放区域格局，加大中西部开放力度。对标国际高标准，完善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
三是巩固世界贸易大国地位和影响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关起门来搞发展，在资源、要素、市场等方面，“脱钩”不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也不可行。我国连续多年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但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仍占我国出口贸易的四分之一，2019年服务出口额仅为货物出口额的11.4%。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成本优势减弱的情况下，应加强贸易强国建设，以产业转型升级、出口结构优化应对逆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重构，更高效地参与全球分工，从“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利用5G、大数据和智能技术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坚持金融供给侧改革战略方向，以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体系集成创新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出更高要求。金融发展的核心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坚定不移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既积极支持经济发展，又防止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债务扩张和资产泡沫等问题，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长期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新体制，把国际金融资源有效地用于推动国内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供高水平的金融支持。
在此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导向是如何解决新发展格局中的最大痛点，即如何使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创新发展。从人类历史上看，三次工业大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也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以现代商业银行为特征的第一次金融革命为第一次工业大革命提供了大资金支持，以现代投资银行为特征的第二次金融革命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重构了资本基石，以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第三次金融革命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缔造了新的推动力量。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赋予了金融业新的历史责任，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将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金融体系能否完成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使命，金融变革怎样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我国能否从金融大国稳步迈向金融强国的关键。特别是需要加强问题导向，通过集成创新，综合支持头部创新型企业，完善科技战略博弈过程中的融资支持和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具体来看，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发展可着眼于四个层次：一是通过金融科技引领，推动金融体系集成创新，服务第四次工业革命。完善产业链创新链融资体系，加大对高端制造业、创新企业和引领性产业集群的支持力度。二是立足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循环路径和战略基点，着力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与国际能源格局调整相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探索以数字普惠金融等方式推进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通过金融支持民生发展和乡村振兴，释放消费潜力。三是以内外循环相互促进为目标，深化金融业高水平开放，同时注意防控系统性风险。以金融开放推动金融改革向精细化发展，通过高水平开放引进国际金融资源参与“双循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调控、监管、市场之间更友好的结合，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四是结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优化金融改革开放布局。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内陆金融中心和区域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形成与本地区经济结构、产业特点和居民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促进金融要素高效聚集、合理流动和金融市场融合发展。
新时期金融改革发展需要关注的十个重点问题
考虑到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条件，为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金融业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前仍需要关注若干重点问题。
一是把握第四次金融革命机遇，引领金融科技健康发展。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探索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分布式数据库等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安全应用，支持金融机构合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增强金融风险技防能力，加强网络安全风险管控和金融信息保护。加强金融科技审慎监管，建立健全监管基本规则体系。
二是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科创金融体系。支持金融机构按科技创新生命周期规律，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加快培育形成各具特色、充满活力、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的创业投资机构体系。多渠道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充分发挥主板、科创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功能，畅通创业投资市场化退出渠道。探索金融支持高科技农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加大对林下经济、板下经济、生物种业、现代农机、智慧农业等农业科技领域的支持力度。
三是建设独立自主的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法制建设、管理统筹和规划建设，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韧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加快中央银行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可控试点，保障支付安全。推动征信市场和信用评级规范发展。加强金融科技创新研究及其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拓展金融基础设施覆盖范围，弥合数字鸿沟，提升运行效率与监管效能。
四是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支持绿色发展。完善政府激励，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推广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快培育和发展服务绿色金融发展的中介服务机构。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标准国内统一、国际接轨。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推动绿色金融区域合作，引导国际资金加快投资我国绿色金融资产的步伐。
五是构建新能源发展和能源供给体系战略调整的金融支持体系。加大对新能源产业、能源高效利用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优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能源开发建设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与“走出去”企业深入合作，深度参与海外能源开发建设。加快推进能源及其衍生品市场体系高质量发展。完善上海原油期货规则制度，探索建立新能源人民币计价结算体系。
六是以可持续为基本前提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着力缓解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完善多元化、广覆盖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推动形成商业性、政策性、开发性、合作性等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微型金融和普惠金融发展的大格局。创新针对微型金融和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的金融产品和征信服务。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建立健全广覆盖、可持续、互助共享、线上线下同步发展的普惠金融体系和信贷风险识别、监控、预警和处置体系。优化微型金融和普惠金融发展生态，加强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金融标准建设。
七是发展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产业链金融。支持金融机构通过产品创新、内外联动提供全产业链金融服务，向产业链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提供集成化金融解决方案。鼓励发展供应链金融产品，强化应收账款确权，提升应收账款票据化水平，加强核心企业信用传导。完善配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发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用。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金融的规范和监管，避免核心大型企业挤占中小企业利益。
八是做好金融支持民生发展。完善金融市场，引导金融机构开发多样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居民提供更多渠道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大力发展养老、健康金融，建设完善养老保险体系三支柱框架。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发多样化养老金融产品，创新发展养老地产、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等服务模式。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将数字化技术、电商平台与消费金融发展深度结合，促进数字化经济转型。
九是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以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出发点，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优化内陆金融服务体系，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跨境人民币政策框架，通过精细化管理提升人民币使用的便利化程度和接受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十是全面提升系统性风险管理能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满足《民法典》《外商投资法》等法律的法治化要求，实现调控、监管、市场之间更友好的结合。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完善与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框架和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探索构建矩阵式管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逐步扩大宏观审慎政策的覆盖范围。不断完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风险监测与评估框架，加强对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估、预警和处置。定期开展金融机构稳健性现场评估，做好中央银行金融机构评级和金融稳定压力测试工作，切实引导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构建适应人民币国际化的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机制，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处置机制。■
（责任编辑 张驰）
编者按1950年10月1日，《中国金融》创刊，由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编辑室负责编辑出版工作，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交流金融实际工作经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本金融期刊，标志着新中国金融新闻出版事业迈出了第一步。2003年，《中国金融》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办”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但其政策性、专业性、实践性的定位没有改变。而今，《中国金融》已经成为金融宣传舆论战线中的重要一员，成为财经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刊物之一。70年来，《中国金融》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辉煌历程，坚持不懈地为金融改革开放鼓与呼。为了纪念《中国金融》创刊70周年，“中国金融杂志”微信公众号将从10月1日起推出“《中国金融》70年 ? 70人”专栏，由70位多年来关注、支持《中国金融》，与《中国金融》同命运共成长的经济金融界领导、专家、学者，畅谈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故事以及与《中国金融》杂志的深厚情缘。
专栏推出次序以人物姓氏笔划排序；部分文字选自其在《中国金融》刊发的文章内容，推出前未经本人再次审阅。
| 本期人物 |
刘连舸
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连舸谈中国银行业70年历史巨变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金融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银行市场、第二大债券市场、第二大股票市场和第二大保险市场，大型银行的资本实力、资产和利润规模、股票市值、品牌价值均位列国际同业前茅，业绩指标总体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截至2019年6月末，中国银行业总资产已达281.58万亿元，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分别为1.00%和13.02%，不良贷款率为1.81%，拨备覆盖率为190.61%，资本充足率达到14.12%。
总结银行业70年巨变的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根植并服务于实体经济，与中国经济一起成长壮大。其中，银行业在经营体制变革、产品与服务创新、对外开放、监管体系四大领域的重大变化，对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环境质的飞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是持续变革经营管理体制机制，提升经营实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银行承担着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1979年以来，“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或恢复或成立，股份制银行、城市及农村商业银行、民营银行等纷纷涌现。中国银行业由“大一统”的体系演变成多层次、广覆盖的机构体系，与其他金融机构共同支撑起新中国的金融体系。其中，大型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持续变革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各大银行从国有专业银行开始，先后经历了商业化转型、市场化改革、股改上市等重要发展，健全公司治理机制，提升战略规划、风险合规、资产负债、人力资源等全面的管理能力，为银行业整体经营实力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激发内在发展活力。在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体系下，银行业的改革与创新关系到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发展。从最初只有传统工商业存、贷、汇等产品开始，银行业逐步开展商业化、市场化探索，不断推出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各种金融产品。特别是2005年创造性地股改上市以来，银行业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外投资控股、加大科技投入等措施，积极开展各类综合经营和金融创新，证券、保险、租赁、消费金融、理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产品与服务创新纷纷推出。同时，运用科技发展成果，银行业将信贷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企业、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倾斜，支持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回顾70年发展，银行业有效整合金融资源，推动业务流程与产品创新，提升科技水平与服务质量，从而提高了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内生发展动力不断增强，为整个金融业的服务创新带来了示范效应。
三是稳步推进对外开放，提升全球影响力。银行业对外开放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引进来”步伐加快。改革开放初期，外资银行只能以自主设点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只能从事外汇业务。到了2018年，外资银行可同时在华设立分行和子行，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比例限制逐步放开，业务范围大幅扩宽。截至目前，在华营业性机构总数已达1000余家，近15年来资产规模增长了近10倍，累计实现的净利润增长了9倍多。另一方面，“走出去”成效显著。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中国银行一家经营海外业务。到了2018年末，已有20多家中资银行在全球60多个国家与地区设立分支机构，跨境借贷规模位列全球第七。中国银行业正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四是持续完善银行业监管架构，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70年来，中国银行业的监管体制经历了从人民银行“大一统”到“一行三会”，再到“一委一行两会”，从机构监管、分业监管到更强调行为监管、功能监管，从强调微观审慎监管到宏观微观审慎监管并重。从2013年起，中国版“巴塞尔协议”开始实施，主要指标与巴塞尔协议Ⅲ的国际监管标准全面接轨。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监管改革，在杠杆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要求等多方面，采用了比国际规则更为审慎的监管标准，为中国银行业乃至金融业的持续稳健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
当前，金融业双向开放不断深化。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银行业要找到并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一是提高自身“走出去”的质量和水平。结合自身特点，精准化、差异化地发展境外业务，形成协同化发展、差异化竞争的全球布局。要进一步扩大全球网络覆盖面，增强全球化竞争力，提升综合化金融服务水平。二是服务好“走出去”客户。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扎根本土市场、本土客户，也离不开海外市场、海外客户。银行业要充分把握对外开放的新机遇，不断提升综合化、专业化服务水平，特别是要做好“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服务。三是深化金融创新，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一些外资银行依靠全球现金管理平台、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跨境综合服务优势，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一定的挑战。人们常说，危中有机、化危为机，挑战就是机遇。中国银行业要紧紧依托广阔的中国市场、广泛的客户基础、雄厚的资金实力，不断深化境内外业务联动和管理模式创新，持续提升与外资银行同台竞争的实力和能力。
——选自2019年第20期《与时代同行的银行业——访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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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协助者”被警方拘捕、“出资人”成关注对象，香港暴徒偷渡台湾内幕曝光
[环球时报记者 叶蓝]潜逃台湾结果在内地落网的“12名偷渡港人案”有了新进展。香港O记（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经过一个多月追查，10日兵分多路到九龙及新界拘捕9名男女。他们涉嫌为12名潜逃港人安排偷渡船只、接应车辆及提供住宿窝藏。在他们中间，有人与“港独”分子和组织的关系相当密切。
据香港《星岛日报》11日报道，O记高级警司何振东透露，警方早前接到广东省公安厅资料称，8月23日上午9时在内地海域截获一快艇，拘捕12名港人，涉嫌“偷越边境罪”。香港警方经过追查后于10日清晨采取行动，拘捕4男5女。警方调查发现，他们各自分工出钱出力，涉嫌向在逃人士提供资金、安排偷渡前的住宿、接送到码头，以及安排抵达台湾后的生活。行动中搜获50多万港元现金、手机、计算机及船只交易单据，显示购船费达数十万港元，而偷渡费从数万至十多万港元不等。根据香港法例，“协助罪犯”属严重罪行，一旦罪成，最高监禁为10年。
被捕9人包括绰号“长毛”的梁国雄前助理唐婉清、“本土民主前线”前成员钟雪莹，还有厨师、文员、无业妇女、售货员和无业男子等。其中唐婉清的丈夫是“民运”分子刘山青，在刘服刑期间，她经常参与社会运动，1994年曾代表不符合资格的丈夫参选葵青区议员，得到梁国雄等人的协助但仍落败。唐还是与“台独”关系密切的香港“社民连”资深成员，曾是时任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全职助理，直到2017年梁被取消资格失去议席。去年10月，唐婉清涉嫌参与非法集结，被控管有适合作为非法用途的工具。钟雪莹是“青年新政”前立法会议员梁颂恒及游蕙祯的前助理，官非不断。因“宣誓风波”被褫夺议员资格的游梁二人，曾带领钟雪莹等3名助理强行进入立法会会议厅并与保安发生推撞，最终5人被裁定非法集结罪名成立，各被判四星期监禁。2018年2月，钟因涉嫌贩运大麻等毒品被警方拘捕；2019年8月1日，警方搜查一单位查获弓箭、汽油弹及原材料，被捕8人中就包括钟；去年12月，警方拘捕“屠龙小队”成员苏纬轩，同行的钟雪莹趁乱逃脱，一直被警方通缉，如今终于在潜逃10个月后落网。
《明报》11日称，钟雪莹被指与一名律师助理负责“安排偷渡”，唐婉清和另外两名女子“提供窝藏地点”，60岁的无业男子被指为船主，负责安排快艇。警方称，大部分被捕者与12名偷渡港人为朋友关系，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有消息称，案中还有一名音乐老师在逃。12名港人的家属则发表声明，声称拘捕行动“极有可能建立在深圳公安对12人秘密审讯所获的数据上”，认为香港警方的拘捕行动是在“试图转移视线”。11日下午，唐婉清获准保释，暂时没有被落案起诉。钟雪莹则暂时被控一项“无牌管有枪械或弹药”罪，案件将于12日提堂。
据悉，偷渡总费用约200万港元。香港特区前特首、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10日晚在脸书发文称，调查相信12名逃犯的偷渡费用如此之高，“钱从哪里来？”《东方日报》11日称，12名偷渡港人被内地海警拘捕后，不仅将黑暴一条龙从香港潜逃到台湾的路线图曝光，其背后组织及资金链也渐渐清晰起来。简单一算，买船要几十万港元，寓所又查获几十万港元，还有人蛇要向偷渡集团支付最多十几万港元酬金，已涉及数以百万港元计的金钱，钱从何来令人疑惑，特别是被捕9人表面上都不是财力雄厚之人，背后必有内情，“没有专门组织协助，怎么可能轻易逃脱？”而且黑暴分子潜逃到台湾已非首次，要说当中没有金主和黑手、没有与台湾相勾结，三岁小孩都不信。《东方日报》直言，本次落网的只是台前的小人物，还有更大的金主和黑手在幕后策划一切，他们在台湾的接头人是谁，与台湾当局以及“台独”组织又有什么关系，相信会是调查重点。而被捕9人中赫见梁国雄前助理及本土派成员，“如果说反对派政客在当中没有角色，恐怕令人难以相信”。更须指出的是，在政治黑金案中，梁国雄的金主正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他曾扬言“为美国而战”，加上与“台独”政客关系密切，偷渡事件是否也有其黑手掺和其中，不能不令人怀疑。
